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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中关于社会有哪些理论视角

社会学的三大理论视角 一、关于社会的划分 尽管许多经典社会学家都以对社会的划分来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石,但他们却从未在划分社会类型的方式上达成过共识。而这些不同分类

社会学的三大理论视角

一、关于社会的划分

尽管许多经典社会学家都以对社会的划分来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石,但他们却从未在划分社会类型的方式上达成过共识。而这些不同分类框架常常由于对划分出的社会类型所持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而带有缺陷。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将所有社会分成三组:原始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言下之意,非西方社会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原始、野蛮社会);孔德将社会划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主义(科学)阶段;而马克思则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及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波普诺在其著作《社会学》一书中则从社会成员如何生存(即他们的生存方式)为基础,考察了由伦斯基发展出来的分法。即:狩猎采集社会(Hunting and gathering society)、园艺社会(Horticultural society)以及几乎同时代出现的游牧社会(Pastoral society)、农业社会(Agrarian society)、工业社会(Industry society)、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

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功能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生物学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发展起来的,并深受物种进化论的影响。孔德和斯宾塞提出了功能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后来的追随者更坚持任何社会系统都回像人体系统一样自然地协调发挥作用以确保系统自身的稳定或均衡,社会中的各部分对社会的稳定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因此,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实在功能上满足整体需要从而维持社会稳定的各部分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

涂尔干常常被视为当代功能主义的奠基人。他把社会看做是一个由道德价值观上的共识来规范的特殊有机体。他对以机械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和以有机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做了区分。以有机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得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成员都承担着相似的经济角色,因而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建立在有机团结为基础上的社会则是因为社会成员们承担着高度专业化的经济角色,因此相互高度依赖。

帕森斯是将功能主义发展为社会学分析中一个全面、系统理论的领袖人物。他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满足了四个基本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即维持秩序和稳定的四个基本需求是:目标的获得,对环境的适应,社会的整合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控制。帕森斯尤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的满足,认为这需要社会成员接受和遵守社会的共享价值观。他认为是这些共享价值观将社会“粘”在了一起。如果过多的人拒绝接受这些价值观,社会稳定将会崩溃。

默顿将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改进,使其更有利于经验性研究。他指出社会系统中并非所有组成部分都发挥着正功能,当社会结构中的某一单位阻止了整个社会或其组成部分的需求满足时,它就是反功能的(将资源消耗于制造原子弹,而不是满足社会需求,这便可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反功能)。此外,社会结构发挥的功能还存在已经预期到或意识到的“显功能”,也存在尚未意识到的“潜功能”。

功能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受到批评,但主要时因为它所反映的社会观在本质上是保守的。由于它过分强调共享价值观并且将社会看成是由为整体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各部分所组成的,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的不满和社会冲突;由于功能主义过分强调秩序、稳定和共识,它甚至可能歪曲社会的真正本质,往往某些部分的获利则是以其他部分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

对功能主义批评最严厉的是冲突主义论者。他们认为功能主义视角在研究稳定的社会时也许是十分有用的;但放眼当今世界,社会在飞速变迁,冲突不是例外而是规律。

三、冲突论的理论视角(Conflict Theory)

冲突论者内部观点不如功能主义那样统一,但他们所持有的一个共同信条就是:社会总是处在对稀有资源的争夺之中的。其中最主要的稀有资源之一即是权力。冲突论者由此认为社会最好是被看做一个持续展开权力之争的竞技场。

许多冲突论的主要假设是:社会、社会设置和社会秩序主要是通过强力来维持的,而并非是通过共享价值观将它们“粘”在一起的。社会中的有权势者在迫使社会中的弱势成员至少在表面上服从他们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强力。因此,冲突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明确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探求他们是如何维持其统治的,以及他们在最初是怎样获得这些权力的。

冲突理论有时简单地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强调的是社会中经济力量的重要性,而不是功能主义所强调的共享文化价值。他们所关注的是阶级之间的持续斗争。新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只有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权力消亡以后,社会进步才能实现。

冲突论者这一术语同样包括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当代最著名的非马克思主义冲突论者是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他抨击了“社会基本是有序的”这以功能主义的基本前提。达伦多夫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愿意把冲突看成权力的争斗,而非不同阶级对经济资源的争夺。然而与马克思一样,他也认为社会总是倾向于不稳定和变动的。他实际上在坚持应将社会变迁,而不是不社会秩序,作为社会分析的主要关注点。

美国的冲突理论奠基人米尔斯,虽然他本人认为自己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但他的许多思想实际上也来自于韦伯。米尔斯的思想反映了美国中西部的民粹主义。这种19世纪晚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将“人民”看成是美国生活中腐败的“大利益集团”的对立面。在他的著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1956)一书中,他试图揭示出谁在真正统治美国。他认为这个国家被来自三个相互关联领域的领导人所主宰,他们是大企业的高级主管、政府行政机构的主要官员,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仅如此,企业主管常常进入政府就职,退休的将军频繁地被选入企业的董事会。米尔斯认为,这个小且非常集中的群体为美国社会做出了绝大多数的重要决策,包括战争于和平,货币于税收,人权于职责等。

米尔斯由此发展出了当代冲突理论的中心思想。冲突论者认为那些权力精英们尽管具有显而易见的成功标志,然而他们并不如其反对者那样意识到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为了处理反抗和把公众反感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大权在握者总是试图模糊他们于大众的界限。尽管如此,大众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权,并对此表示愤恨。这种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孕育着社会冲突的火种。从现存社会秩序中受益最多的那些人会试图将这些制度维持下去,而那些被剥夺者则在奋力改变这一切。来自于这些对立群体间的冲突将导致重大的社会变迁。

四、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马克斯·韦伯是最早强调研究互动和意义之重要性的社会学家之一。实际上,他认为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他所讲的“社会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韦伯觉得社会学们必须把他们自己放到他们所研究的人的位置,然后去阐释他们的思想和动机。他把这种方法叫做移情式理解。然而韦伯从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他所做的大多数工作是在宏观社会学层次。倒是由美国人米德成了最早对人类互动中的意义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理论视角后来被称为符号互动论。

该理论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单位是行动。行动(Act)是指某个人在特定情景下的全部反应。它不仅包括人们的实际行为,而且包括人们对环境中特定事物和人的注意,以及他们对那些事物或人的感觉和想法。

米德还说,人类与动物不同,还在于人类有自我。米德用“自我”这个词强调这样一种事实:我们针对自己采取“行动”,就像我们针对别人一样。我们赞美自己,与自己辩论,在内心感到自豪或陷于自责。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们在与我们的自我交流,与一个内在的“人”交流,就像与另外一个人交流一样,而这种与自己“交谈”的过程,是人类意识中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

米德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现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学习由社会构建并由大家共享的象征意义,同时,人类还不断地“创造”新的意义。人类的互动是基于由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

米德学生布鲁默对他老师的思想进行了提炼和发展,并对符号互动论概括为三个基本原理:第一,我们依据我们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而对其采取行动。【如:顾客与收银台结账时的情景,顾客很自然地把账单交给收银员,并且掏出钱包,而收银员也很自然地把一张普通的“纸”接过来,准备收钱找零。他们对于账单的行动都是基于他们所赋予账单这种所共享的意义。】第二,我们所赋予的事物的意义源于社会互动。【如:他们之所以知道账单的意义,是由于他们通过以前许多类似的互动学习的结果。】第三,在整个互动过程中,我们赋予某种情景什么意义,并决定怎样采取行动,我们都要经历一个内在的阐释过程——我们“与我们自己交流”。【如:当顾客发现没有足够的钱结账,就会表现得很尴尬,并决定临时出去取一点,而收银员则根据情况决定如何行动,是去问经理,还是认为这位顾客诚实可信赖。】

而人们在公共场合那些“想当然”地处事行为其实就是以人类的共享定义为前提的,而这种关于定义的共识是人类互动得以进行的关键。由于社会的成员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和定义多数同样的情境,所有他们可以以某种组织化的方式共同采取行动。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指出了共享定义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就是人们有时所说的“托马斯定理”。如假定全社会人都认定打喷嚏可以传播艾滋病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人们就会竭力回避患流感的艾滋病人,尽管这类行为都是基于一些错误的判断。

此外,社会学家还发展了一系列理论来阐释和拓展符号互动论的中心思想。戈夫曼的“拟据论”详细研究了人们尝试在别人眼里制造形象的过程,并在人类互动中通过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或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愿望看待自己而在他人面前展示自我的一种努力,从而诱导对方做出行动者所期望的行为。

然而,符号互动论关注的仅仅是个体的行动方式,这种理论方法不能够解释个体无法控制的力量对其行为的塑造,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五、对三种视角的主要评述

这三种理论代表着社会学家认识社会的三种主要视角,而这三种视角所显示的差异性并不是起源于矛盾或者对抗,而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我们绝不能说一种视角是对的,另一种是错的,只能表示个人更偏向于哪一种,就我个人本身而言,比较赞同冲突论的分析方法,这似乎有点唯恐天下不乱之嫌。每一种视角都考察了同一社会现象的相关方面,而给对方以补充。前两种理论视角都属于研究大型社会系统和整个社会变动机制的宏观社会学理论,而符号互动论则更多的关注微观层面的人类社会行为。

说明税收如何发挥对经济的影响作用

税收职能是税收所具有的内在功能。税收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平来源。组织财政收入是税收的基本职能。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点,筹集财政收入稳定可靠。税收的这种特点,使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目前,我国税收收入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90%以上。

税收是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这既反映了经济是税收的来源,也体现了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税收作为经济杠杆,通过增税与减免税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引导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对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政府运用税收手段,既可以调节宏观经济总量,也可以调节经济结构。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从总体来说,税收作为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从不同税种的功能来看,在分配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具有高收入者适用高税率、低收入者适用低税率或不征税的特点,有助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消费税对特定的消费品征税,能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消费的目的。

新的形势下如何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呢?笔者认为,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摒弃保守、落后、封闭、狭隘的观念,牢固树立积极主动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理念。税务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税收工作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税收工作各个方面,促进经济和税收协调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重要意义,积极探索和把握税收发展的基本规律,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主动性;始终把服务、支持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认真落实税收经济观,把握经济发展与税收增收的内在关系,分析掌握税收收入与对应的经济税源协调增长及税收占GDP的比重情况,为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依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繁重,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许多事情都需要我们用新视角去审视、新策略去对待,否则就很容易被难题束缚手脚,难以大踏步前进。这就要求我们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入调查研究,勇于探索和实践税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办法和途径。

二、坚持依法治税,大力组织收入,扩大收入规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财力保障。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基础和灵魂。要正确处理好收入与执法的关系。在组织收入中规范执法,在规范执法前提下大力组织收入、扩大收入规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社会发展,说到底要靠政府财政投入。而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税收组织收入职能作用,坚持组织收入原则不动摇,进一步夯实征管基础,强化税收经济分析、纳税评估、税源监控和税务稽查互动机制,大力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确保税收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稳步快速地增长。

三,用足用好税收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政策,更加注重发挥好税收服务经济、改善民生的宏观调控作用。目前我国正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改善民生。我们一定要抓住历史机遇,在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上有更大的作为。一方面,通过实施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利益,调控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利用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形式,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坚持以服务、支持经济发展为根本出发点,通过税收服务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带来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从而改善民生。

四、发挥税收政策引导作用,培植税源,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培植税源,壮大税基是税务部门同样重要的另一项任务。税收来源于经济,只有经济的跨越发展,才能有税收的快速增长。一是在产业导向上,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引导作用,扶持壮大一些经济效益好,能创造更多税收、安排更多就业的优势产业,通过优势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实力的增强。二是在税基壮大上,注重培养壮大纳税主体,积极为企业提供快捷、周到、准确的服务,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使企业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创造更多税收。

谈谈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税收制度经历了数次改革,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仍存在着一些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税制结构的缺陷

  (一)税种结构不科学

  经过多次税制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以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为辅助税种的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且现行税制已经实现了与世界接轨。

  但是,从主体税种的收入上看,所得税收入近几年仅维持在20%的低水平;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近几年一直维持在近70%的高水平。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在充分发挥收入功能、保障税收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弱化了所得课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此外,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薪阶层,而来源高收入者的比例还很低。2002-2004年,来自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当年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6.35%、52.32%、54.13%,3年平均为50.93%。据统计,2001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如今,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变。

  (二)主要税种存在的问题

  以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为例: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税制结构优化中应该格外注意的一个税种。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分人、分所得项目分别征收方法,不同项目之间的税率不同,税负轻重不一,存在问题很多。在整个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是纳税人偷逃税范围最大、各方面干扰最重、征收难度最大的一个税种。而增值税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增值税的设计与征管环境不配套,致使偷税、避税、逃税现象大量存在。从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水平和税收征管环境状况看,增值税征管成本较高,税收损失严重。

  (三)税负结构不合理

  与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相比,我国增值税的税负设计明显偏高,个人所得税税负设计虽然不算高,但由于税收级距较小,实际起到的调控作用倾向于一般收入水平者,边际税率水平显得偏高,从实际税负水平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占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产业税负不公平,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中,在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

  (四)征管方面不合理

  我国现阶段的税收征管环境不完善,征管手段落后,征管人员素质偏低。

  自1994年新税制运行以来,随着征管模式的变革,各地都在征收管理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是从实际运行状况看,许多地方还停留在征管大厅的建设层面,计算机的配置既不能满足需要,使用效率也不高,在税收干部队伍中,征管人员能力偏低,征管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扭曲现象。由于各级政府存在着事权与财权的划分,过于关心本级政府能使用的税金的现象普遍存在,越权减免税、截留、拖欠中央税收,鼓励多入地方金库的做法相当普遍,从而使现行税收管理体制的正确执行大打折扣,税收弱化问题相当严重。

  二、税收立宪的欠缺

  目前我国宪法中只有第56条对税收进行了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

  我国宪法关于税收立宪的缺失导致了我国税法领域行政法规占主导,而法律占次要地位的局面,这一立法现状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在我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之时,大力加强税法领域的法治建设势在必行。

  三、环保设计的缺陷

  我国现阶段补偿环境侵害、调节污染者行为、筹集防治污染资金主要是通过排污收费制度现的。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一些污染企业为了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千方百计逃避监管。排污费的征收主要是集中于大中城市的企业,大量小型企业和非企业污染主体,由于涉及面广,监控难度大,缺乏有效的监管。排污费的征管主要由地方环保部门负责,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

  目前资源收费政策着眼于微观环境,征收主体偏重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收费标准低,征收面较窄,渠道单一;征收管理混乱,主管部门职能交叉,部门利益冲突严重。

  环境税发展才刚刚起步,严格说来,还不存在真正法律意义上的环境税。与环境有关的税费有消费税、车船使用税、资源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现已暂停征收)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在资源税方面,其性质被定位于一种级差调节手段。一方面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量或自用量,而不是开采量,客观上鼓励了企业对资源滥采滥用,造成了资源的积压和浪费。另一方面,税率过低,税率之间的差距没有拉开,缺少以引导资源的合理利用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过窄。优惠措施注释单一,主要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实施效果。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税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已不能与我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形势相适应,我们应认真研究当前的问题及形势,从而扎实有效地完善我国现阶段的税收制度。

参考资料:王银枝.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及优化构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推进需求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推进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障。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这使得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动力不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充分发挥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功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近年来,我国通过家电下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等措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谋求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先导,以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促进服务业的全面发展”的现代产业格局,促进经济增长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可持续发展。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推进上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促进上海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推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城乡之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落差”,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不利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对经济发展作出区域部署,合理布局生产力,突破地域、自然条件的限制,促进可持续发展。我国通过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城镇化改革等战略举措,调整生产力布局,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推进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劳动者只有在利益和权利分配上实现公平,才能激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追求更高的效率,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调节过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近年来,我国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最低保障和扶贫标准、提高养老金比例等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缓和社会矛盾,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稳定和谐的社会条件。


试题分析:知识范围为经济常识。此题为开放式,论述题,学生要综合运用知识来分析,如同一个小论文,一定要有政治论文的语言和原理,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得高分
①从调整需求结构的视角论证,重要逻辑环节我国经济发展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外需)拉动明显,但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够;通过调整需求结构,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②从调整产业结构的视角论证,重要逻辑环节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三大产业调整的道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③从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视角论证,重要逻辑环节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通过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合理布局生产力,提升整体发展水平,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④从调整城乡结构的视角论证,重要逻辑环节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制约经济持续发展,通过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⑤从调整分配结构的视角论证,重要逻辑环节是差距适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平是追求效率的社会条件,收入分配公平可以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⑥从调整贸易结构的视角论证,重要逻辑环节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进口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加快我国技术进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理解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

需要明确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经济命题,文化产业是这一命题的一个环节,所以,理解文化产业的供给侧问题需要从文化产业的宏观角色和文化产业自身内容两个视角,这里我们是从是后一种视角进行解读。

首先,需要明确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同时关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只不过因时因地关注重点不同罢了。从中长期发展角度,关注供给侧是必然逻辑。供给侧问题最终要体现在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从文化产业看,“供给创造需求”似乎最明显,因为大部分类型化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都是在生产之后被创造出来。二十多年来,出于刺激文化产业发展的考虑,政府对意识形态痕迹明显的产品的进行严格监管,但对其他文化产品的供给事实上是放任的,对文化产品供给的放任事实上就是对文化消费的放任。而这正应了“供给创造需求”的定律,已经形成了并不良好的消费形态,反过来已经构成了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产品供给的约束。从这个逻辑进行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会落到产品本身和产品监管层面上,如果因此通过简单粗暴的内容监管强化回归到一元主导模式,又必然形成死循环。

减税是另一个常被涉及的话题。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供给学派还是后来的供给管理理论,核心都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新供给经济学汲取了传统供给理论的有价值的部分。例如拉弗曲线对文化产业依然有意义,因为文化产业的确存在负担过重导致供给乏力的现实困境。在这个角度,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了结构性减税和减少行政干预的“双减”政策主张,这一主张应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但是,税负毕竟主要体现为企业的财务压力,还无法证明目前的税负水平对整体产业的资本形成、劳动供给和生产率形成了根本影响,简单减税或全面减税是无法达到有效供给目的的。况且,从政府角度而言,区别对待的减税政策毕竟需要谨慎采用,因为我们需要扶持的产业太多了。

其次,需要明确产品供给的背后是要素供给,要素供给的背后是制度供给,这是供给侧三层递进结构,也是问题的根本。从要素性投入看,文化产业的总体状况是:资本供给明显薄弱,与文化产业增加值3.7%的GDP占比不匹配,资本市场体系也不完备;土地资源供给与产品产出关联性不强,很多土地供给并未用于生产文化产品、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不足、人才资源匮乏、技术创新乏力,知识积累不足等等。新供给经济学主张制度供给应内洽于要素供给体系,这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尤其重要。2003年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推动的制度供给,密度和质量可圈可点,但这是在空白基础上的补课,还处于机械排列阶段,制度和机制还未内化于文化产业,还需要精细化整合创新。坚持“双效统一”与坚持文化产业的市场导向是不相悖的,直接监管不如间接监管,事前监管不如事中监管,硬监管不如软监管。文化产业的制度供给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建立以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规则、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要素市场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投融资服务体系等。

最后,需要明确文化产业供给侧的核心是改革和创新。文化产业的要素供给不仅基于传统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更基于技术、知识这些具有创新特质的要素上。从经济发展要素出发,技术、知识、制度、文化、管理和人才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创新要素。传统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利用方式上,而这六个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其本身,即其本身产生质变并带动产业创新,这种“要素性创新”是最直接的供给侧创新,这一模型对文化产业也是适用的。所以,坚持供给侧改革和创新这一核心,就要通过改革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创新在文化产业深层次、全要素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全要素创新。

我国经济发展问题

近些年,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能源消耗过大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虽实现了年均增速超过9%的高速度增长,但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一些产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虽实现了产量的增长,但却以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为代价,不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而且也无益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006年我国以占世界总量15%能耗、30%钢材消耗、54%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仅产出了占全球产值总量的5.5%的国内生产总值①。在过去的20年,能源需求弹性系数平均为0.5,“十五”期间却超过1.0。我国“十五”计划预测,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万吨降到2005年的1796万吨,结果反而增长了27%,达到了2549万吨②。从我国与西方7个发达国家能源消耗的比较来看(表3一1),G一7国家平均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n.7*1O(6)焦,而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69*10(6)焦,是西方7个发达国家平均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这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③.

1.2环境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把环境污染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续了西方国家发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发展经济,后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工业排放废气、废渣、废水污染环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例如:我国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断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业经济发展,大量消耗资源,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剧增,固体废弃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环境.

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多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巧%。①目前,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财政政策出台滞后,公共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够。如: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目前只有资源税和所得税涉及到环保问题,其他主体税种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项目没有优惠政策,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对排放污染项目缺乏制约作用,有些税种对环保项目本身免税,却对排污项目没有限制作用,同时,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无污染的产品和清洁生产,又没有享受到优惠的税收政策;就现有涉及环保的资源税来说,税率过低,各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征税范围狭窄,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由于资源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又因为是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1.3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

我国长期以来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特别是靠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长期不足。据统计,从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保持在25%左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②。但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率)却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6年的50%,而世界平均的消费率是80.1%(2002年),我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①。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投资所占比重却过高,分别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比重的2倍和1.6倍(见表3一2)。从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开放度高的国家来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的几个大国,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费,如美国是国际上进出口第一大国,但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排在国内消费之后。高投资低消费的后果是投资效率低下,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4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比重低。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自2004年以来,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3个行业的投资增长过快,不仅引发了这些产品的轮番上涨,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还使得产业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由于市场供需矛盾,导致钢材价格上涨,致使钢铁产业盲目扩张,这样的生产规模势必造成高投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益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持平,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1.9调整为2007年的11.3:48.6:40.1。与1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6.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16.2个百分点。但从国际上看,我国第一、二产业尤其是物质资本密集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过高,而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过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3一3).

从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都在10%以上,但第一产业的贡献率都在0.8个百分点以下,第二产业在5.3个百分点以上,第三产业在4个百分点左右。第一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低,而第二产业的贡献率过高20世纪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同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资,主要发展加工产业。90年代后期,中国更成为发达国家与地区加工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从而急剧扩展为世界的“加工车间”。第二产业的急剧拓展成为80年代以来促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急剧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如资源的极度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农业的相对落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足等一些后遗症。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服务业占GDP比重较小,还不到40%,国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②。三次产业间的不协调,已经到了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到第二产业本身持续发展的地步.

从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比例(各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看,2007年为40.8:26.8:32.4。与一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大幅下降了29.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了9.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显著上升了20.2个百分点。但是,我国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比例与其就业结构严重不相称: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GDP的11%,却集中了40%多的就业人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到GDP的近一半,却只吸纳了l/4多的就业人数;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与其就业比重虽然基本相称,但同国际相比较,其就业比重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也比许多发展中国家低得多(见3一4)。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充分就业这丫最大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

1.5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沿海的东部地区,还是广大的内陆地区,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区域之间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产业结构类同、无序竞争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

据2007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别比2004年扩大了462元和545元。同时,各地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比上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①.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已经十分明显。我国甚至被国际上称为不平等发展最快的国家,改革已经不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有对中国的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描述。据国家统计局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大量居民属于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阶层是我国GDP中居民消费所占比重过低的根源。这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税制不健全,再分配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直接相关。如: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没有综合考虑居民家庭的人口、生计、健康状况和教育支出等实际负担,税负分配不公.

1.6人力资本资源医乏实现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劳动者,他们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体力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知识和技能,还应加强劳动态度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为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人才基础和智力支持.

目前,我国对科技人才、教育及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偏低,严重影响了科技水平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例如:从教育事业看,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在4%以上,而我国仅为1.32%。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前后实现“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达到4%”的目标。同样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印度,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360美元,而印度只有950美元),但印度早在2000年就己经达到了该目标,并雄心勃勃地向OECD国家平均为5%的目标努力。②因此,尽管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在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但由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所以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太低,这必然会制约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的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生可以提高生产率43%,初中生可以提高108%,大学生可以提高300%.

因此,我国人力资本资源是比较匾乏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急需提高.1.7自主创新能力低下

与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显薄弱,自主品牌缺失现象严重,自主知识产权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并会造成国家创新地位下滑。据央视报道,2002年一2003年度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为第33位,2004一2005年度的排名为第46位①.

造成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研发投入不足、科技人才短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税收政策在促进自主创新的应有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现行激励自主创新税收体系不健全,税收政策目标不明确,缺乏.系统性,税收优惠受益不均。如: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的科技发展领域缺乏倾向性,在如何协调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发展高新技术和改革传统技术等方面目标不清晰;现行优惠政策使科技成果的受让者受益较多,而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者获益较少。我国对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事后优惠为主,缺乏事前的鼓励和支持。如:我国现行的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政策激励的重点在产业链的下游,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规模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缺少了对产业链上游的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缺乏针对风险投融资的相关税收政策。在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着资金风险,而由于技术创新活动自身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和收益的不稳定性,一般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支持,而仅仅利用政府的直接财政支出来资助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国具有核心技术创新项目的高科技企业和拥有核心技术创新项目的个人,在技术创新的起步阶段,都面临着筹资难、利润低的困难,而我国目前缺乏相关针对风险投融资的税收政策使其在自主创新方面受到影响。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中,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并没有明确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尤其是对高科技人才的创新发明所获收入缺乏相应的税收激励,对高科技人才的技术入股、股票期权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等问题也没有得力的税收措施。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使得大量人才流向海外.

1.8企业海外投资困难

国际投资有利于全球资本、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外投资问题,部分企业也有对外投资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受到诸因素的限制,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困难重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1海外投资法规与政策落后

我国涉外投资法律体系和结构不尽合理,现行涉外投资立法仅限于有关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方面,而有关企业海外投资方面的立法工作几乎一片空白。长期以来,我国对海外投资企业发展缺乏总体规划,海外投资处于企业自我发展状态.

境外投资的政策依据主要是《海外投资项目审批所需主要文件的内容和要求》,它完全是按中央各部委文件的内容要求而制定,政府并未制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上述《要求》仅仅涉及国有及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没有规定民营、“三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审批程序.

1.8.2.境外投资手续烦琐

国家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审批的初衷是试图从严把关,为对外投资项目的落实和实施后的经济效益提供保障。但是,目前参与审批的政府部门层次太多,范围太广,环节太多,加上各部门把握的尺度不同,为企业进行项目申请带来许多困难。这不仅挫伤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也会延误商机.

1.8.3外汇管制的制约

我国迄今没有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对境外投资所需外汇的汇出管制严格。尽管中央已经定下了促进海外投资的总体方针,但具体的外汇管理措施还没有相应改变。这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现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提高了企业的用汇成本,加大;海外中资企业融资的难度.

1.8.4境外投资缺乏资金支持

目前,我国金融保险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适应海外投资的需要。主要表现在:海外企业获得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企业能采用的融资方式不够灵活,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对租赁业务认识和管理方面存在不足,租赁业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肯定,缺乏完善的租赁立法,影响了企业依靠租赁业务增强资金实力并向海外扩展;投资咨询业发展滞后.

1.8.5政策支持措施不完善

我国在对境外投资保护方面缺乏必要的科学机制,利益比较和风险评估方面的工作尚未形成体系,甚至连承担海外投资担保的合适机构也没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约和阻碍.

1.8.6信息服务欠缺,境外投资信息不畅

政府尚未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企业服务网络,境外信息渠道少。海外投资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投资,通常要求企业事先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由于由于我国企业实力薄弱,难以独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了解国际市场信息,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建立涵盖广泛市场空间的境外投资服务网络,为国内企业投资提供从考察、调研、注册到办公场所、经营、税务、法律、会计等全面的咨询服务.

1.8.7对企业海外投资保护力度不够

进入海外市场投资,若遇到东道国经济政策、政治形式、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具有较大的风险,可能使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发达国家对境外企业和境外投资行为都有比较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至今还没有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保险.

1.8.8企业境外投资实力不足

与国内经营相比,企业开展海外经营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因此需要较强的实力。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实力比较薄弱,中小企业尤其突出。从海外投资项目规模来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平均投资规模为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为260万美元,而我国非贸易性企业平均投资额仅为120万美元。①1.8.9缺乏跨国经营人才成功的跨国企业离不开优秀的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跨国经营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且要有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人才匾乏的问题己经显现,国际性、复合型经营人才更是奇缺,这使得我国企业外派人员素质不高。同时,我国跨国经营企业实力薄弱对人力资源的挖掘和培养也产生了制约作用.

1.8.10缺乏税收支持

我国对企业“走出去”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以低税或免税方式,鼓励本国企业到海外进行资源性开发。近些年,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开始实施税收优惠,但优惠政策很少而且零散,原则性规定多,能真正落实到企业的很少,扶持政策范围有限。另外,现行的对外投资所得税政策是一种无投资导向性的无差异政策,对特定项目也没有给予税收优惠倾斜,结果导致对外投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因此,目前我国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既没有体现在投资产业上的区别,也没有体现在投资地区、投资形式上的政策导向。对特定项目和产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几乎空白,体现不出产业发展导向,也不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从税收支持形式看,主要是减税或免税,形式比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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