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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传销2014怎么生活

传销本身就是违法的,而且是害人害己的,注定没有什么出路,北海这边2014年已经加大力度对非法传销进行打击,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破获大案要案,抓捕和遣返了一大批的传销人员。请及时认

传销本身就是违法的,而且是害人害己的,注定没有什么出路,北海这边2014年已经加大力度对非法传销进行打击,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破获大案要案,抓捕和遣返了一大批的传销人员。请及时认清传销的本质,及早醒悟,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传销最初表现为组织者假借“特许加盟经营”、“网络销售”、“市场营销”等名义从事传销的行为,逐步演变为现在的借用传销组织体系形式和计酬方式,不销售商品或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幌子,从事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的商业欺诈行为,本质是一种有组织诈骗活动,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

尽管各种变相传销的名字表述不同,但其行为却如同一辙:1、参加者通过缴纳“人头费”或“资格费”或者以认购商品(含服务)等形式变相缴纳“人头费”或“资格费”取得加入、介绍他人加入的资格;2、通过介绍他人参加发展下线人员,并由此建立具有上下层级内部财富再分配关系的组织体系;3、组织者利用参加者交付的部分费用支付先参加者的报酬维持运作;参加者的收益由其加入的先后顺序及其发展人员数量决定

传销六大特点

1、组织严密、行动诡秘:传销一般采取把人员骗到异地参与,组织严密,一般实行上下线人员单独联系,而组织者异地遥控指挥。

2、杀熟:以“找工作”、“合伙做生意”、“外出旅游”、“网友会面”等为借口,诱骗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同学到异地参与传销。

3、编造暴富神话:利用一套貌似科学合理的奖金分配制度的歪理邪说理论,鼓吹迅速暴富,鼓动人员加入。

4、洗脑:对加入传下组织的人以集中授课、交流谈心等方式不间断的灌输暴富思想,使参与者深信不疑。

5、高额返利:传销组织一般都制定有貌似公平且吸引力很强的“高额返利计划”,在传销人员的鼓噪下,很容易使人产生投资欲望,轻率加入传销活动。

6、商品道具、价格虚高:传销的商品只是道具,目的是发展人员,骗取钱财,因此被传销的商品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很多是难以衡量价格的化妆品、营养品、保健器材、服装等,部分商品是“三无”商品。

传销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传销和变相传销不仅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还严重危害到社会稳定,对商业诚信体系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造成了巨大破坏。

(1)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多个法律客体。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活动往往伴随着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非法集资、非法买卖外汇等大量违法行为,不仅违反国家禁止传销和变相传销的规定,还违反了税收、消费者保护、市场秩序管理、金融、外汇管理等多个法律规定。

(2)给参与者及其家庭造成伤害。传销和变相传销给参与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给其家庭也造成巨大伤害。

(3)引发刑事犯罪,给社会稳定带来危害。传销给绝大多数参加者造成血本无归,一些人员流落异地,生活悲惨,甚至跳楼轻生,还有一部分人员参与偷盗、抢劫、械斗、强奸、卖淫、聚众闹事等违法行为,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侵害。

(4)对社会道德、诚信体系造成巨大破坏。由于传销人员发展对象多为亲属、朋友、同学、同乡、战友,其不择手段的欺诈方法,导致人们之间信任度严重下降,引发亲友反目,父子相向。

如何利用大数据平台提升税收治理

一、用“互联网+”大数据强化税源控管“互联网+”大数据条件下,税务部门在积累了纳税人大量有价值数据基础上,通过与工商、银行、海关、技监、住建、房产、规划、社保、审计等部门联网,在云计算数据综合分析判研的驱动下,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经济税收数据,从所有经济税收数据信息中扫描、控管全部的经济税源。

如地税部门要建立个人财产收入信息大数据平台,通过对个人的房产租赁、存款利息、有价证券溢价、财产增值、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等财产收入的海量数据进行综合的逻辑判研和严密的数理分析,使个人财产的税源在“互联网+”大数据的透视下一览无遗。

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的运用,通过对税收弹性分析、税负分析、税收关联分析等方法,对经济形势作科学研判,对税收收入作精准预测,就能对动态的经济税源进行有效严密控管。

一言蔽之,税收数据挖掘有多深,云计算数据就有多精,税源控管就有多准。

“以票控税”时代将终结,“人海战术”被“云海战术”所取代,以专业、精准的大数据分析,可以牢牢控管住所有的经济税源。

二、用“互联网+”大数据应对新生业态的税收征管在“互联网+”大数据的作用下,网络销售平台、互联网金融等新兴经济业态以其虚拟、无址、跨域、高效、隐蔽等特点,使经营地点、税源归属、征管权限、税收分配等发生重大变化,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

为加强对新生业态税收征管,税务部门要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从“管事制”向“管数制”转变,实施“数据管税”:将纳税人税收、财务、经营等信息链条完全打通,实现涉税信息电子化,税务机关、纳税人、消费者和第三方部门的信息数据,完全取代纸质申报和发票等实物载体,构建以信息数据为核心要素展开的税收征管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助推纳税人自助式管理,使纳税人自主申报、税收政策自动适用成为征管主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改变以往征管强调抓大放小、集中精力管好重点税源,转变为大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重,重点税源与非重点税源并重;对税收信息判研出纳税人的异常数据,为一线税管员提供“精确制导”,以强化税收征管。

三、用“互联网+”大数据加强税收风险管理“互联网+”大数据通过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使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逐步互联共享,税务部门从海量数据库中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涉税数据,为推动税收风险管理提供有利条件。

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涉税事项逐步发展为纳税人对照税法和税收政策、自行掌握执行、税务机关进行后续管理的方式。

税务机关更多地通过大数据、涉税信息平台抓取有关经济涉税信息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评估判研,将所有的海量涉税信息转化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据,实现涉税信息的数字化管理。

通过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整合技术等判研,对纳税人涉税情报进行智能化分析、计算、比较、判断、甄别、联想和定性,依据采集和积累的征管基础数据、风险分析数据、第三方数据等信息资源,多角度对税收风险进行综合关联分析,精准计算出如税负、税种、行业、纳税规模、纳税信用、纳税遵从等各种税收风险指数,揭示涉税风险的发展规律。

针对不同类别、不同税收风险的纳税人,采取不同的税收风险应对措施:对高风险的纳税人实施税务稽查,对中等风险的纳税人进行税务约谈,对较低风险的纳税人则通过纳税辅导以促进纳税遵从。

四、用“互联网+”大数据做好纳税服务“互联网+”大数据条件下,纳税人类型、办税业务、时空跨度、新兴业态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纳税服务需求的多元化。

针对当前税务部门大众化的纳税服务资源和能力过剩,个性化纳税服务不足的困局,必须从纳税人的个性化需求出发,切实改进纳税服务的有效供给,以满足纳税人个性化的纳税服务需求。

税务部门要依托大数据分析制导服务供求,做到始于需求、终于满意。

在“互联网+”大数据相互作用下,个性化纳税服务需求容易被识别,对于纳税大户、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等个性化、特殊化的纳税服务容易实现。

因此,税务部门要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纳税人,从改变纳税服务的供给侧角度入手,根据每个纳税人所需求的纳税服务进行“私人定制”,一改粗放型“端菜式”的纳税服务为精准型“点菜式”的纳税服务。

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超越时间、空间、地域、业态等限制,使纳税人可以在家里、办公室、旅行途中通过互联网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所有涉税事务,在大大降低纳税成本的同时,享受到精准、便捷的纳税服务。

要充分依托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构建“实体办税厅+网上办税+移动办税终端+自助办税终端”的纳税服务平台,将申报缴税功能拓展到移动互联网,支持银行转账、POS机刷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支付等税款缴纳方式,使纳税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

广西北海传销2014怎么生活

偷逃税款多少算犯罪,偷税罪的犯罪主体是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 【逃税罪】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中国税收负担究竟有多重

《福布斯》杂志2009年推出“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位居全球第二的排名,在两年后的今天仍然余波未消。

这个排名富有争议性,是因为它击中了公众的心坎:中国的税负到底有多重?统计口径之争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官方和民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偏高,官方和一些学者则认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属于偏低水平。

之所以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原因是对宏观税负计算方式 财政收入/GDP 中的“财政收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计算口径:小口径仅仅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和社保收入,大口径计算政府的所有收入,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社保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等。

前两种口径已经逐渐为学界所抛弃。

国家税务总局在2007年发布了一个中国宏观税负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18%,其采用的就是小口径的税收数据,这个数据一经发布便质疑声一片,很快被打入冷宫。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也撰文,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计算得出,2009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5.4%,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个数据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2010年10月,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以2009年数据为准,同样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测算得出,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

贾康和肖捷都是按照IMF的统计口径,同样是2009 年的数据,为何计算结果相差接近五个点?显然,两者对政府收入的计算口径存在差异。

目前普遍被专家和学者接受的,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除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

根据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2009年, 中国政府后四项收入分别为18,335.04亿元、12,780亿元、6,414.65亿元、988.7亿元(包括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600亿元),加上财政收入,全部政府收入合计约为107036.7亿元,大口径宏观税负不低于31.4%。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认为,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标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从而得出的宏观税负计算结果是32.2%。

在进行国际对比时,有两种计算方式应用的较为普遍: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收入+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GDP比重,另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界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将政府收入划分为税收、社会缴款、赠与、财产收入、出售商品或者服务以及其他收入六类,其中社会缴款主要是指社保保障收入。

欧美等国除了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外,并无其他主要收入来源,因而采取两种标准计算,其结果都相差无几。

但是,这两种计算方式应用到中国时,其结果却相差甚远,中国政府的收入来源除了税收和社保收入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欧美国家所没有的收入来源: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

问题的焦点在于,土地出让收入到底是否应该计算为政府财政收入? 2011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戴柏华,对中国宏观税负做了一个正式的回应 财政部仍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和口径,得出的结论是中国2010年税负水平为26%,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戴柏华解释,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除了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包括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这是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国有土地出让行为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的交易,结果只是政府土地资产的减少和货币资金的增加,并不带来政府净资产的变化,不增加政府的权益,因而不计作财政收入。

但中国的国有土地只是出让使用权,国有土地资产并未减少,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交易收入,只是土地70 年的租金收入,这一点是有别于大多数国家的,把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得的收入排除在政府收入外是值得商榷的。

除了土地出让收入之外,没有计算在内的还有制度外收入。

制度外收入是指既不纳入预算内又不纳入预算外管理的收入,由征收主体自由支配、自行管理,几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其中主要来源于“三乱”收入(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各目繁多,秩序混乱。

这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制度外收入,至今仍屡见不鲜。

如依据于此,根据公开统计数据,2010年政府收入来源中财政收入为83,080亿元,社保收入18,823亿元,土地出让收入29,397亿元;除了土地收入之外的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388亿元。

因此,2010年,中国政府收入不低于138,688亿元,和2010年401,202亿元的GDP相比,宏观税负不低于34.56%。

再考虑到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来...

15项税收新政7月1日实行,“互联网+税收”下一步将怎么走

7月1日起,企业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必须填写纳税人识别号、简化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等15项税收新政即将开始实施,是继金税三期工程全面上线以后,税务工作利用“互联网+税务”优化税收征管质效、提升办税服务的又一举措。

至2015年9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互联网+ 税务”行动计划》以来,各地税务机关展开了以“互联网+税务”为主题的大胆创新和生动实践,主要体现在社会协作、办税服务、发票服务、信息服务、智能应用五个方面,形成了很多好的经验与做法,但在税收大数据应用方面稍显不足,对已有数据的整合与挖掘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税务系统内部数据孤岛普遍,信息共享受到制约。

由于税务业务的各个部分过于专业化,税务信息化又以业务流程、模块为建设导向,加之各地、各类系统的数据标准不统一,造成各应用系统相互封闭、地域间税务信息难以共享,信息化应用的集中程度不高,系统间数据难以共享、各自为政。

二是未与相关第三方机构/部门建立涉税数据流通机制。

在税务工作开展过程中,如税种对比、风险评估、纳税评估以及税务稽查等业务,需要综合工商、银行、社保、审计等多部门的相关涉税数据才能对个人或者企业做出准确的纳税人画像,涉税数据收集越深入,税收征管才能越准确。

目前,税务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相关涉税细信息交换并未制度化、常态化,第三方涉税信息获取渠道不畅通。

第三,未能有效利用并挖掘现有税务数据的价值。

随着信息化系统的不断建设,各级税务机关都已经积累了一定体量的税收数据,但对这些数据的利用仅仅停留在报表浏览、简单查询、税负分析等基本利用上;并未进行对数据价值再利用、数据整合再利用和潜在挖掘数据的运用,利用信息管税的效能未能充分体现。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税务机关如何更加科学地采集、分析、利用好涉税大数据,加强信息管税能力,提高征管效率,是各级税务机关面临的重要课题。

而这其中,税务系统内外各类涉税数据的互联互通是进行税务大数据应用的基础。

101异构数据采集引擎技术通过获取软件系统的底层数据交换与网络流量包,采集软件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结构化输出,并可以指定存储路径。

对于分散在各个系统的税务数据来说,利用101异构数据采集引擎技术可以建立税务大数据中心,为税务大数据的应用提供精准、实时、完整的数据基础。

通过异构数据采集引擎技术建立税务大数据应用平台,是对税收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

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与挖掘,大量的业务可以自决策,不必要依靠庞大的组织和复杂的流程,有效打破了层级管理的瓶颈;从服务上看,通过大数据构建新的纳税服务模式,搭建快速有效的综合性现代纳税服务平台,使征纳双方的办税流程更加简单实用,纳税服务更加多元化,所有事项线上申请、线上流转、线上办结、线上反馈,基于大数据及时分析,逐步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从而拓宽办税渠道,减少办税时间,减轻办税负担,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伪造税收缴款书构成什么犯罪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是指非法制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

,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l0年以下有期徒刑。

逃税罪是指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等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或者因逃税受到俩次行政处罚又逃税的行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予追诉:1、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 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 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2、纳税人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 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 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3、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 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鉴于其犯赎罪,应数罪并罚。

中国天天说减税可是税收总量却以9%增长,而且实体经济税收更多。

...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实现高速增长。

由于我国财政收入的90%来自于税收,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提高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使之由1995年的10.7%上升到2001年的17%,增强了国家的可支配财力,强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但我们在欣喜的同时,不免会引发进一步的思考:税收收入如此大幅度的增加,是否会增加企业的税负;是否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悖;当前是否需要大规模地进行减税。

笔者认为要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就需要探究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税收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我国当前是否存在减税的条件。

思考之一:税收收入高速增长是否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近几年税收实现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因素。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企业经济效益进一步改善,城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税收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税源基础。

初步测算,2001年由于经济效益提高直接增加的税收为1200多亿元,约占增收额的50%。

二是政策性因素。

近两年来,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大部分过渡性减免优惠,以及1994年税改时遗留的期初存货税款抵扣,陆续到期使税收收入进一步增加。

另外费改税等政策性因素也使税收收入有所增加。

初步测算,2001年由于政策性因素增收约为700亿元,占总增收额的30%。

三是管理性因素。

由于金税工程投入运行,以及新《税收征管法》的颁布实施,使税收征管进一步加强。

据测算,2001年由于税务系统加强征管增收500亿元左右,约占总增收额的20%。

由此可以看出,在税制、税种、税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近年来实现的税收高增长是正常的和健康的。

从税收负担来看,近几年我国的税收负担的确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1994年的10%提高到2001年的15.8%,但与发达国家平均30%的水平相比,仍是偏低的。

可是整个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低,以2000年为例,如果将税收收入以外的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计入的话,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9.4%,如果再加上制度外收入,整个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将达到34.4%。

不可否认,企业感觉税负并不轻,但这并不是因为税收负担过重,而是税外负担偏重。

统计数据表明,国家税务总局监管的特大型企业,2000年的实际税收负担为5.6%,2001年为5.5%,可以看出,大型企业的税收负担很稳定。

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加重企业的负担。

2018年第一季度税收情况怎样?

4月19日消息,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就2018年第一季度税收等情况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39243亿元,同比增长17.8%,延续了去年以来税收收入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郑小英表示,2018年第一季度税务部门坚决依法收好税、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落实减免税、坚决打击偷骗税,实现了税收收入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

据郑小英介绍,2018年一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39243亿元,同比增长17.8%,延续了去年以来税收收入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税收收入形势总体较好 反映发展质效继续提升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增长17.8%,比上年同期增速提高6个百分点。

同时,经济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与企业增值能力相关的国内增值税增长20.3%;与经济活跃程度相关的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12.8%;与企业盈利水平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增长11.9%。

新兴产业税收收入增长迅速 反映新动能茁壮成长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互联网、科研技术等新兴服务业税收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收入增长31.1%,自2014年以来连续17个季度累计增速超过20%,截至目前已连续9个季度累计增速超过30%,显示行业发展势头迅猛。

数据还显示,科研技术服务业税收收入增长28.9%,其中研究和实验发展服务业税收收入增长25.4%,显示基础研究行业迅速发展;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税收收入增长58.4%,显示科研成果加速转化。

消费类行业税收收入增长较快 反映国内需求较为旺盛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居民消费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如零售业税收收入增长24.1%,继续保持2016年以来的两位数增长。

数据还显示,广播影视、文化艺术、娱乐、教育等精神文化型消费行业税收收入分别增长38.3%、38.2%、27.3%、26%,反映居民消费升级步伐持续加快。

四大板块税收收入平稳较快增长 反映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地区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5%、23.3%、23.8%和12.4%。

与2017年相比,四大板块税收收入增速均明显提高,其中东部地区尽管税收规模较大,但仍达到了两位数的较快增长;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迅猛,税收收入增速均超过20%;东北地区税收收入增幅也较2017年提高了5.4个百分点。

四大板块税收收入增长数据反映出中、西部地区正在加速发展,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持续好转,四大板块发展区域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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